河北空管分局后勤服务中心开展反恐防爆培训工作

从整体功能而言，上述规定有利于促进行政机关树立程序法治意识，对征收拆迁类案件的正确审理指引性、示范性更强。

第四，明晰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及相应工作人员的范围（第128、130条）。同时，对于涉及业主共有利益的行政行为，赋予业主委员会以及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或者占总户数过半数的业主的原告主体资格（第19条）。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6日颁布的《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房屋征收补偿领域确立了裁执分离模式，其中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6条规定了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监督，这种规定并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要求履行此种监督职责难以支持。《行政强制法》第58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对人民法院不予执行的裁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执行的裁定。三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原告，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原告。

对于行政不作为的赔偿，《行诉解释》规定了因行政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裁执分离是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的一项执行模式改革举措，目前的规范性文件依据来自于行政非诉领域的司法解释。2015年4月20日，中巴两国领导人出席中巴经济走廊部分重大项目动工仪式，签订了51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

批准条约，不仅是一个国家表示同意受条约拘束的最隆重的法律手续，而且体现着人民及人民代表机关对政府缔结条约活动的监督和制约。在国内，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2013年11月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写入了十八届三中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设立了专章推进‘一带一路建设，2016年3月和2017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者简介：上官丕亮，法学博士，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专项贷款（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专项贷款（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专项贷款（500亿元等值人民币）。

2016年6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防治荒漠化日纪念活动暨一带一路共同行动高级别对话发布了《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共同行动倡议》。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是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互利共赢。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发布了《关于防范冠以一带一路字样的组织非法开展活动的提示》，等等。然而，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签署的众多合作文件，它们名称包括政府间协定、合作协议或框架协议、合作议定书、合作谅解备忘录、合作规划或合作计划或行动计划、联合声明、合作宣言或联合公报、合作倡议书等等，那么这是否违反宪法的规定？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二）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与批准中的三个宪法问题 1.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名称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21]第2条规定：称‘条约者，谓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如何。中国商务部与柬埔寨公共工程与运输部签署关于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阿富汗通信和信息技术部签署《信息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

建议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公共财产保护和合理使用方面，处理好各种关系，注意始终贯彻落实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及其精神： 第一，要处理好国有资金的保值与增值的关系，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各种投资，要充分论证，做好风险评估，确保国有资金的投资安全和使用安全及其增值，切实贯彻落实宪法第12条关于国家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精神。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公共财产保护是一个宪法问题。[8]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政府与蒙古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克罗地亚、黑山、波黑、阿尔巴尼亚、东帝汶、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政府签署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匈牙利政府签署关于共同编制中匈合作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水资源领域谅解备忘录。中国政府与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签署援助协议。

为此，本文拟就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几个宪法问题作一点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中国政府将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未来3年总体援助规模不少于600亿元人民币。

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和个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切活动和行为都必须维护宪法并认真贯彻落实宪法的相关规定及其精神，接受宪法的约束包括宪法所安排的各种监督。与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签署了38个双边和区域海运协定，与62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民航直航已通达43个国家。

中国科技部与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签署关于共同实施中蒙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的谅解备忘录，与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签署关于在蒙古国建立科技园区和创新基础设施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与匈牙利国家研发与创新署签署关于联合资助中匈科研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30]而中央企业都是国有企业，都是公共财产的重要载体。第六，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国有企业到海外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需要政府支持，但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更多应该是法律支持与政策鼓励，提供服务并加强监管，最多在其中发挥牵线搭台的作用，而不应是直接介入和主导企业经营，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宪法第15条所规定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完善宏观调控的规定及其精神。[17]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商务部与60多个国家相关部门及国际组织共同发布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中方在缅甸承建的密松电站在开工一年多就遭遇搁置的命运，中国企业蒙受巨额损失。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谅解备忘录（2017－2020年）》。

此外，中国政府部门与欧盟委员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启动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合作。不难看出，上述文件的层次较低，既不是法律或法规，也不是规章，至多是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46项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涵盖农业、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生态环保、新能源、航天、科技政策与创新管理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仅要保护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作和生活的海外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还应保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内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与土耳其、波兰、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机构签署了《关于加强网上丝绸之路建设合作促进信息互联互通的谅解备忘录》，推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信息经济等领域合作。显然，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公共财产的保护问题。

中国农业部与阿根廷农业产业部签署农业合作战略行动计划，与智利农业部签署关于提升农业合作水平的五年规划（2017年－2021年），与埃及农业和土地改良部签署农业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当然，如果法定的宪法解释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作出相关的宪法解释，则会更好。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印发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如果对各方没有约束力，那就不属于条约或协定，比如合作宣言和合作倡议书等的约束力不强，就不属于条约或协定。

2017年6月上海市律师协会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了一带一路与涉外法律服务论坛。[4] 2.合作协议或框架协议 截至2016年底，我国与3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4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涵盖互联互通、产能、投资、经贸、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海洋等合作领域。

[31]详见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载《人民日报》2017年5月16日第5 版。[7] 4.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与土耳其、伊朗、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等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

[27] 虽然易纲副行长作了解释和驳斥，但国人的疑问和担忧并未消除。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备忘录》，携手打造健康丝绸之路。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签署关于共同推动产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的谅解备忘录。[3]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白俄罗斯政府签署国际运输及战略对接协定，与泰国政府签署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协定。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与大部分国家建立了经贸和投资合作促进机制。此外，建议《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与监督管理法》的制定一定要根据宪法，遵守《立法法》关于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的规定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的要求，充分体现坚持改革开放、实行依法治国、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宪法精神。

保护中国公民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权，包括宪法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以及宪法隐含保护的基本权利，维护中国公民的海外合法权益，不仅是国家的职责，也是国家形象和综合国力的体现。[2]2017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它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我国宪法规定的是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然后由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而批准条约和重要协定。为此，他建议制定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法，为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25]详见1990年8月30日当时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草案）》的说明。[21]我国于1997年9月3 日交存加入书，1997年5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我国加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决定。